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之谜
谈起宋太祖赵匡胤，人们总不免要以极大的兴趣谈起“兵变陈桥黄袍加身”、“杯酒释兵权”、“烛影斧声”。后周世宗柴荣死后，儿子柴宗训只有7岁，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既掌握着禁军又统率着出征军，以“帅师御汉”的名义兵至陈桥，被诸将“黄袍加身”、“拜呼万岁”成为大宋朝第一位皇帝。据史载，从出兵到返回汴京受后周幼主“禅位”仅5天的时间，也许是因为这个江山社稷到手的太容易，赵匡胤担心它失去也容易，或者说担心别人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“禅位”，于是就和赵普商量“欲息天下之兵，建国家久长之计”，聪明的赵普向他建议执掌禁军的人“稍夺其权，制其钱谷，收其精兵”。没有多久，一出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好戏便上演了。关于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史书记载，内容基本相同，下边摘录的是袁了凡、王凤洲合著的《纲鉴合编》中的一段：
一日因晚朝，与石守信等饮酒酣，屏左右，谓曰：“朕非卿等不及此（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等是陈桥兵
变的主要参与者-编者）。然天子亦大艰难，殊不若为
节度使之乐，朕终夕未尝安枕也，居此位者，谁不欲为之。”守信等顿首曰：“陛下何为出此言，今天命已定，谁敢有异心！”帝曰：“卿等固然，其麾下欲富贵何？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，虽欲不为，其可得乎。”守信等泣谢曰：“臣等愚不及此，陛下哀矜，指示可生之途。”帝曰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。所以好富责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，卿等何不释去兵权，出守大藩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，多买歌儿舞女，旦夕饮酒相欢，以终其天年。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，君臣之间两无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。”守信等皆谢曰：“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。”明日，皆称疾乞罢典兵，赐赉甚厚。
接着，赵匡胤便任命石守信等为节度使，却不让他们“出守”（赵任），而是待在京城，过着只拿奉禄不管实事的悠闲官生活。解除了大臣的兵权，赵匡胤还不放心，又在兵制上进行了改革，分全国军队为禁兵、厢兵、乡兵和藩兵四种。禁兵是皇帝的卫士，一部分驻守京城，却要到外州县就食，另一部分镇守边防要地，但要经常移防换地，名义上是“习勤苦、均劳逸”，实际上是为了达到“兵没有固定的将、将没有固定兵”从而无法联合叛变朝廷的目的；厢兵是各州的守军，只供官府役使，从不练习武艺；乡兵是从农民中抽来的壮丁，名义上是地方守军，却没有一点战斗力；藩兵是招募来守卫边防的，但大多是空名额。乡兵、藩兵既不常有，也不训练，都是有名无实的。北宋时期的武备如此，难怪常常受到契丹、西夏、辽、金的侵犯，每一次战争的结局几乎都是宋王朝求和、输币、甚至乞降。范文澜先生评记宋史时说：赵匡胤来回5天功夫，获得帝位，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，所以登位以后，专力巩固中央政权，一切设施，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，因而内政最腐朽，外患最强烈。
“杯酒释兵权”使武职官员成了形同虚设，名义上是节度防御使，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，只是依照品级领俸禄。实际管理军政事务的宮员，是由朝廷临时差遣。因为是临时差遣，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，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安下心来办几件实事。对武将如此，文职官员又怎样呢？尽管宋朝沿用了唐、五代的台、省、寺、监、院、部的名号，设置了官员，此外还有吡、勋、爵，但都是领俸禄的名号，没有一个是认真办事、管事的实职，实际管事办事的被称为职式差遣的人，又都是流动性很强的，自然和武职的“临时差遣”一样。宋朝采取这样的宮僚制度，便形成了一个庞大重叠的、官僚机构种类繁多的官俸禄。据一些史书记载，宋朝官员俸禄的名称有官俸、禄粟、职钱、公用钱、职田、茶汤钱、给券、厨料、薪炭费、仆人衣粮等。貞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，只要能任上个大小官职，就能一生丰衣足食，享受不尽。
赵匡胤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，设置了许许多多的文武官职，但却又不给他们实权，而有实权的官员流动性很大，使他们形不成威胁朝廷和叛变朝廷的势力。另一方面，赵匡胤为了得到官员、地主、富商的拥护，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的利益，放任他们欺压盘剥劳苦人民，绝不严惩，甚至像吏部公开评价发卖官职，官员公开受贿贪赃等，都不予过问。如果是民愤极大的，也不过贬官降职或外调，很少有处以死刑或籍没家财的。所以有人以这样两句话评说宋朝的政治：恩施于百宮者惟恐其不足，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。
赵匡胤的“杯酒释兵权”换来的只是官员重E的不反叛，而不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拥护，其局面是“兵无制，用无节，国家无法度，一切苟且而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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